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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后的斗争》主创:戏剧功能不仅是娱乐

2021-08-23 05:44百老汇娱乐平台 人已围观

简介百老汇娱乐平台★这个时代的面貌不同了,我们的社会确实存在信仰缺失的问题,但是不是就能填充那些缺失的东西呢?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 正如《这是最后的斗争》这部戏本身所...

  ★这个时代的面貌不同了,我们的社会确实存在信仰缺失的问题,但是不是就能填充那些缺失的东西呢?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 正如《这是最后的斗争》这部戏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矛盾张力,围绕戏剧的创作、上演甚至是表达主题,编剧孟冰和导演吴晓江都有着各自的解读。孟冰对信仰坚定而执著,他期望自己的创作能令人们正视信仰问题。而吴晓江似乎更与时俱进,“生活环境、世界观和价值观跟上一代都不一样的新一代,是否应该拥有不同的信仰?”

  孟冰(编剧):我们这一代从戴红领巾的时候起,就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要成为接班人”。我们的父母累倒在工厂车间,将家里的钱物送给贫穷的下级,他们让级别、让房子,把省下的工资交党费,就是在忍受委屈的时候,他们仍然坚定地唱着理想之歌。而我们的孩子大都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从“一代新人”到“新新人类”,他们行进的速度是宽带、高速列车,他们不再关心政治,甚至讨厌政治,对神圣和尊严开始“恶搞”,他们崇拜的英雄不再是雷锋、焦裕禄,而是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和“芙蓉姐姐”。

  现代生活话语的主题词不再是奉献、牺牲、无私、崇高,而是财富、房产地产、名车名牌。这一代人可以为上辈人的故事所感动,但绝不会再那样生活。他们的爱心更加社会化、平民化,并远离政治信仰。他们生活的目标不再是“为人民服务”和“为了他人幸福”,而是既要高品质的精神生活,又要充分的物质享受。

  我从小接受红色教育,又在有革命情怀的军队成长,我的血液中带着父辈关于理想和信念的思考。共和国已经走过60年,明年是建党90年,当初,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为的信念抛头颅洒热血,今天看看那些牺牲的先烈们是否有价值?我相信大多数祖国的未来——青年是好的,但也有许多青年对历史无知、对红色记忆淡漠,甚至没有信仰。前辈和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共和国可以心安理得地交给他们吗?

  这些思考的痛苦和痛苦的思考,就是我创作《这是最后的斗争》的根本动因。创作《这是最后的斗争》,是数年来生活中的这些积累和感慨与我的血液、灵魂融会贯通的结果。

  孟冰:“反腐败”是这部戏呈现出来后大家感受比较强烈的亮点。其实这个戏真正的核心价值是探讨当今价值观念冲突中关于信仰的确认、坚持、困惑和判断问题。发生在舞台上最激烈的事件和人物,例如贪污受贿、携款潜逃,是呈现出来的矛盾冲突的焦点,通过这些情节事件反映了人物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主体精神。尽管我们漠视它、不愿触碰它,但关于信仰的认识、差异和斗争无时无刻不存在着。

  吴晓江(导演):我是真正出身,我父母亲都是参加了抗日战争的老资历员。生在这样的家庭背景,剧中老爷子信仰的政治态度,我从我父母身上已经深有体会。

  这个时代的面貌不同了,我们的社会确实存在信仰缺失的问题,但是不是就能填充那些缺失的东西呢?我们应该找到现代社会中真正具有哲学意义和信仰意义的东西,仅仅照搬当年的说法和理念来影响和说服这一代年轻人是相当困难的。不可否认,上一代人的认识、信仰和所作出的牺牲是有价值的,对今天仍有意义。但我也怀疑,由于生活环境、世界观和价值观都不一样,下一代人或下几代人他们是否必须跟上一代人有着完全不变的一样的信仰?

  这个戏反映的是信仰能不能传承的问题,我觉得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但至于追问信仰是不是有意义,就把信仰问题狭窄化了。如果从更广义来看,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而且都是在前一代人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孟冰:“这是最后的斗争”是《国际歌》中的一句歌词,从《宣言》开始,这一直是人和信念的最根本的问题。

  还记得许多年以前,我和李天祥、赵友萍两位先生经常在一起交谈。有一次,谈起宗教信仰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及近年来出现的信仰危机时,李天祥先生突然感慨地说:希望你将来写一部戏,就叫《这是最后的斗争》。我们都知道,《国际歌》中它后面的词是: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我写这个戏的出发点就是想表述我们应该非常严肃地面对“这是最后的斗争”这个信仰问题。如果不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危险。

  《国际先驱导报》:你如何看待如今喜剧闹剧占主流,现实主义批判话剧被贬低的戏剧市场?

  吴晓江:现在恶搞和娱乐的戏很多,演出样式变化很大的戏也不少。一方面你觉得演出市场呈现多种多样,但另一方面真正呈现艺术创作者想要对观众说出话的戏剧很少。大部分戏把生活中有趣味和有戏剧性的爱情和价值观念,通过戏剧放大在舞台上,把以前认为崇高的东西——理想、信仰和贞操等,通过反讽的方式来体现,这表现了现代人对自己生活的不满意和对以前理想的否定,创作者好像对生活和社会没有什么好说的。

  当然在生活压力下走进剧场寻找娱乐,没有什么不好,但戏剧的功能不仅仅是娱乐,而是认识、思考生活和自己。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正面的东西,这部(《这是最后的斗争》)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正剧,但也不乏幽默和喜剧的因素,构成了正剧的多元性。凡是走进剧场的年轻人都很喜欢。有网友留言说:如果说这是主旋律,我会大声疾呼,朋友们都来看看这样的主旋律,我们的社会太需要这样的主旋律了!对于吃惯了没有营养的快餐,再吃一些讲究一点程序、需要一点耐心和动一点脑子的戏剧会觉得挺好。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初冬的晚上,位于北京帽儿胡同的中国国家话剧院国话小剧场里,正在上演一场100余人观看的英文剧本朗诵会。特殊的是,右边的投影屏幕上一位穿白衣的美国人也在通过网络摄像头即时观看。这个叫道·弗朗茨(中文名董方思)的美国人,是百老汇时代广场制作公司中国投资的总裁和执行制片人。

  而这场跨越太平洋的即时视频对话,源于一年前这个完全不懂汉语的老外在北京看了场中文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并且,下决心要让《斗争》在百老汇上演。

  那还是在2009年8月,《斗争》导演吴晓江邀请道·弗朗茨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观看这部话剧。由于此前对该剧一无所知,仅是怀着娱乐放松心态,加之喜欢剧院的设计,后者就请一位翻译朋友随同他去看戏,他们坐在后面的角落里,翻译就一边看一边耳语同声翻译给他听。

  当情节在面前渐渐展开时,弗朗茨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部戏,“我被彻底感动了,看到这个家庭被兄弟姊妹和侄子的行为撕裂时,几次落下泪来。”为了印证自己的感受,他不仅自己连看四五遍,并找了很多纯美国背景的朋友来看。最后,作为百老汇时代广场制作公司中国投资的总裁和执行制片人,他决定将这部戏搬上纽约百老汇的舞台。

  事实上,从第一次看这部话剧,弗朗茨便一直没有改变内心的想法:“这部戏跟我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对比新一代商人和政治领导者,它提醒我们上一代人伟大而无私的精神。”2009年,他第一次看到《斗争》,全球金融危机阴霾尚未散去,伯纳德·麦道夫金融骗局更恶化了已经在衰落中的美国经济和金融健康。这残酷现实,令弗朗茨在《斗争》中感受到失落已久的理念共性和感情共鸣。

  “我们都有伟大的先人——在美国,我们仍然称1776年创立美国的人为‘国父’,他们拥有执著的理想,历经千辛万苦,为了公民利益最大化而建立新国家。但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深受不尊重民族先父最初理想的人之害。这些人已经遗失了先父们当初的艰辛和理想。”弗朗茨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跟他在纽约的同事制片人解释《斗争》的剧情:“如果乔治·华盛顿生了个叫伯纳德·麦道夫的儿子,会发生什么?”在弗朗茨看来,中国的一切都在疾速前行,艰辛开国的一代人之后便紧跟挪用公款开宝马潜逃的一代——这简直是对美国当代史一个高度浓缩的戏剧性隐喻。

  对于自己执导英文版《斗争》,导演吴晓江同样有信心。他认为,中国和美国当代人的价值观念相距并不遥远,更何况,面对上一代精神遗产的“归属和评判”问题,每一代人的困惑都大抵相似。

  而正如该剧制作人刘铁钢所说,一旦成行,《斗争》将成为中国首部进军美国商业演出市场的话剧作品。不过,吴晓江也坦承,对于这一邀请,剧院仅表示谨慎的乐观,“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商量,例如对文本的认识需要调整,并不是简单地将中文剧本翻译成英文版本。毕竟中美观众对彼此政治背景和生活背景读解很不一样。”

  事实也的确如此。例如在北京英文朗诵会的现场,本报记者发现,中美话剧人就《斗争》突出政治还是家庭代际有着不同的理解。很明显,中国创作者希望表达的是当今社会信仰的丢失,而弗朗茨的美国朋友、“顽皮猴子戏剧社”创始人柳素英认为,美国版《斗争》中,与政治诉求相比,一个家庭三代人的故事才更吸引人。“大多数美国观众不了解中国历史,让观众关心人物的命运发展,比解释政治背景要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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